“白银连环杀人案”心理分析报告

  28年来,我们不得不承认(虽然有点痛苦),这个社会在高承勇面前,“识人能力”是很差劲的。而即使到现在,高承勇已被抓获,一些心理专家的分析,仍是些无意义的空话——他们比吃瓜群众高明点的地方就是掌握了一套冠名为“心理学”的术语。

  在本刊2016年第19期,我写了一篇短文《“白银连环杀人案”的心理分析》,文章发表后收到了一些读者的反馈,表示“不过瘾”,并敦请我专门写篇长文分析像高承勇这类人的心理。

  这段时间以来,有两件事一直盘旋在我脑海里,难以放下。

  一件是甘肃农妇杨改兰杀子事件。有舆论认为是贫穷导致一个人绝望而杀子,并且抱持着一种同情。说实话,看到这种在舆论市场上颇受欢迎的论调,我有一种绝望的感觉。贫穷确实是一个可以影响到行为发生的背景(其实什么东西何尝不可以是背景?),但它并不是杨改兰残杀四个子女的原因。真相可能并不愿意被人们所接受,那就是一种施虐-受虐型的家庭关系及对一个人心理的扭曲。而那些同情她的人,在内心深处,不过是自我同情。关于这个案例,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。

  另一件,就是“白银连环杀人案”。凶手高承勇,还有他一家人、周围群众的那些表现,让我涌上各种复杂的感受。我发现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:只会从一个人的行为、“人品”(对可见行为的道德评价)去看一个人,严重缺乏从心理上去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的意识和能力——但一个人在心理上是什么样的人,才最能暴露他的本质,也才最能解释、预测他的行为。高承勇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?长达28年,跟他接触的人竟然无一知道!而在他被抓获后,也仍然有人“不敢相信”、“想不明白,他怎么会去杀人呢?”,因为他“看上去很老实”,“没什么异常”。似乎,只要一个人看上去“老实”,行为上看不出“异常”,就没什么事或不会干出什么。

  很打脸的是,那些“报复社会”的人和杨改兰、高承勇这类人,平时看上去都比较“老实”。没有人去想一下“老实”到底在心理上是什么意思,它是对某些心理的压抑和伪装,还是品行的外露?

  鉴于太多的血泪教训,我真的想说,所谓的“老实”,可能只是行为上、“人品”上看上去老实,但这些人在心理上往往很不老实。而如果一个人在心理上很不老实,行为上、“人品”上的老实是靠不住的。

  “白银连环杀人案”从一开始,就极大地考验所有人。28年来,我们不得不承认(虽然有点痛苦),这个社会在高承勇面前,“识人能力”是很差劲的。而即使到现在,高承勇已被抓获,一些心理专家的分析,仍是些无意义的空话——他们比吃瓜群众高明点的地方就是掌握了一套冠名为“心理学”的术语。这样的案例是如此的典型,犯罪嫌疑人是如此的变态凶残,必须在心理上去解剖他。表面的描述和泛泛而谈毫无意义。

  因此我希望能够提供一份粗略的、不以“专业”规范来写的心理分析报告,对高承勇心理上到底是什么人进行一些分析和还原,以供大家参考和批评。

  由于无法进行近距离的心理观察,也不可能从头到尾梳理高承勇的人生轨迹,我进行心理分析的信息只能来源于媒体公开的报道。它存在一些困难,但从信息量及其价值来说,只要找准心理规律,分析没有太多障碍。

  高承勇心理上是什么人?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场景:

  2016年8月26日,在白银工业学校的小卖部里,高承勇被抓获。此前他曾试图逃跑,但终被押进警车。这一天,已经等了28年。

  警察问: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?

  高承勇说:我知道,因为我杀人了。

  而被抓的那天晚上,高承勇试图自杀,他的头重重地磕在审讯椅的凸起处,缝了三针。自杀不成后,他迅速地平静下来,坦承命案的所有细节,他记得每一起案子的所有细节,甚至几点几分。而当他说这些时,脸上是麻木般的平静,有人问他,对那么多死者和家属,你没有任何歉意吗?他面无表情地摇头,唯一流露出感情的,是他提起两个儿子,“我这事儿,孩子不会受影响吧?”

  好,对于心理分析来说,信息量其实已经够大了。我们问一个问题,为什么高承勇在警察问为什么抓他时,一点也不装傻充愣,就这么痛快地承认了?

  一般这种情况,犯罪嫌疑人会有三个心理动机。其一,作案后一直在恐惧中煎熬,不知道哪一天被抓,惶惶不可终日,他们虽然害怕被抓,但这种恐惧中的煎熬更让他们在心理上无法生存下去,因此在骨子里,其实渴望被抓住,以解脱这种痛苦。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,就是一切都结束的时候,因此他们一定最能记得起警察为什么抓自己,也会非常痛快地承认。高承勇看上去符合这个特征,但并不属于这种情况,他在多年的生活中并没有惶惶不可终日。而且,属于这种情况的嫌犯,“心理素质”(我们已经指出,这是一个极具误导性的用词,导向是很危险的)并不强,但高承勇却极为冷血,极为平静。

  第二个动机,是犯罪嫌疑人其实心理非常脆弱,很怕警察,所以一被抓住,在心理上不敢有任何反抗。这种情况下,犯罪嫌疑人所作的案,都不是什么很凶残的刑事案件,高承勇当然跟这种情况完全不同。

  第三个动机,是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,和警方、社会有一个心理上的博弈(这类人在作案前就自恃有一定智商且因受挫而仇恨社会),作案的成功让他有藐视警方、社会的心理优势,如果警察没有迅速抓到他,在心理上摧毁他的优势,他就会在心理博弈之外,和警方、社会有一个智力上的博弈。他潜伏在黑暗中,看着所有人在忙活却不知道他是谁,躲在哪里,会有一种智商很高和心理上藐视所有人的极大快感。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,只要还没有抓到他,他的这种快感会一直存在。而当他终于被抓到时,智力优势和心理优势都会被摧毁,他已经输了,狡辩、负隅顽抗不仅没有意思,反而暴露出他的脆弱,这种脆弱是他不能接受或承认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犯罪嫌疑人会非常清楚他是什么原因被抓住(因为一直存在博弈,他一直记得),且会痛快地承认(痛快地承认也是表明自己心理上有力量,并不脆弱)。高承勇就是这种情况。

 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,高承勇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。看到这一点非常重要!可以佐证的是,作了那么多案,被抓前他还可以呆在白银工业学校的小卖部里,而不是亡命天涯。

  正是如此,被抓后,他智力和心理上获取优势的生命走到了尽头,活不下去,因此想自杀来解脱。而自杀不成后,又必须恢复到一种对生命、对情感、对除了他儿子之外的所有人冷血、麻木的状态,来获得心理优势。

  像高承勇这类人,平时沉默寡言,对人不理不睬,死一般的平静(所以看上去好像很“老实”),在心理上到底是什么意思?2012年初,我在分析当时还未破获的周克华案件时,曾经作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:周克华藏在坟墓边!我这一预测并不荒唐,在心理上非常好理解。因为一个人要残忍地杀人,在不是因愤怒或有仇的情况下,同时要克服自己的死亡恐惧和杀人的心理障碍,在心理上就必须把自己等同于死亡本身。而睡在坟墓边,实际上就是让自己心理上跟死亡在一起,让自己感觉到是制造死亡的人。一个感觉自己是死亡本身或能给别人带来死亡的人,是不会有死亡恐惧和杀人的心理障碍的,他会“心理素质极高”。事后证明我的分析是对的。

  我们几乎没有去想这一点:如果一个人正常情况下都一贯地沉默寡言,死一般的平静,那么,在心理上,跟睡在坟墓边是差不多的。这是一种没有生命活力的表情,正和死亡的状态对应,它隐喻着一个人内心里对死亡(或制造死亡)的亲近甚至渴望。我在考察国内外一些变态杀人狂时,发现皆是如此。而诸如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凶手赵承熙,日本东京街头杀人案凶手加藤智大,还有马加爵,部分也是如此。当初,白银警方曾经描述出了犯罪嫌疑人的特征:内向、抑郁、冷漠,不善交际,孤僻不合群。这一描述是准确的,尽管远远不够。

  什么样的性格?现在我可以给高承勇在心理上是什么人来一个描述:

  在性格上,他属于我在我的性格理论中曾经讲过的“强自卑型性格”。拥有这种性格的人,往往因为小时候的家庭环境或个人遭遇,而对这个世界感到自卑、无力。他们保护自己心理的方式,就是对自己进行深度压抑,不敢把自我给亮出来,而撤回到心理结构深处,藏在那儿,以避免受到刺激或打击。所以这类人往往不会和人交往,孤僻,往往不会多说话,沉默寡言,往往不能拥有一些正常的自然情感,比如愤怒、喜悦、悲伤,因为一言一行,一个表情,一种情感,都是对自我的暴露,会威胁到他们心理上的生存。对他们来说,让人看到他们的自我是什么样子,在心理上是灾难性的。

  同时,这类人因为心理保护太重,拼命地藏起自我,害怕自我受到刺激或打击,对外界又高度敏感,非常容易用自己的防御心理来解读外界的信息。所以这种性格类型的人,有的很记仇。

  这并没有完。藏起自我只是完成了心理保护的第一道程序。一个自卑者是需要获得对外界的心理优势的。驱动他最深远的、停不下来的动力就是克服性格上的自卑的心理动力。正是从这里开始,强自卑型性格的人开始了分化。

  有较高智力天赋的人通过创造性这第二道程序,在世界面前获取了心理优势,完成了性格自卑的突破。借助他们的智力和成就,性格上的自卑变成了创造的动力,没有转化为心理上的自卑,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弱化了这种性格。很多思想家和科学家走的是这条路。

  有的人没有智力上的天赋,很容易开启认命这一道程序。借助“认命”这一合理化机制,他们不需要再去寻找在世界面前的心理优势,很可能就此平庸地走过一生。但如果受到的刺激(比如贫富悬殊下的生存状态的刺激或他人心理上的打击)比较大,认命机制无效,则很可能会释放出他们的破坏性。某些报复社会的人就是如此。

  还有的人,内心里自视甚高,但却受挫,于是开始了第二道心理保护程序:仇恨世界。藏起自我只是防御,无以获得心理优势,在内心里仇恨世界则是心理上的进攻,而且越是自视甚高,越感觉受挫对自己的打击大,越会变态地仇恨世界。而因为他们本质自卑,所以,只有弱者才能满足其施虐的快感和力量感。高承勇从性格上完全符合这种规律。

  把这个描述总结一下,高承勇在性格和心理上属于这种人:

  强自卑型性格,自视甚高,曾经受过心理上很大的挫折,孤僻,冷血,沉默寡言,内心扭曲,仇恨鲜活的生命,对死物具有一种心理上的亲近,具有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所讲的“恋尸癖”的症状,变态地凌辱、毁灭这个世界有生命活力的东西正是他“治疗”自己,获得心理优势的方式。从性格动力和心理规律上,我认为这是对他较为准确的描述,诸如“反社会人格障碍”、“性变态”之类的“砖家话语”,或者是空话废话,或者很不靠谱。

  心理上发生了什么?这样一个人,是怎么变成变态杀人狂魔的?其中的心理逻辑是什么?

  我们先来揭穿他的一个谎言。

  高承勇被抓后供述说,他第一次作案是因为盗窃被发现才杀人。在这里他说了谎。说谎的心理动机并不是为了说明他一开始没那么坏,而是为了掩盖自己一开始没那么变态。“坏”的道德评价对这类人无效,但“变态”这类心理上是什么人的描述,却是他无法在心理上接受的。事实上,他到现在为止都不会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变态的恶魔。

  而从作案手法上,盗窃不成杀人在心理上可以说得通,甚至强奸都可以说得通,但残忍地切开受害人的脖颈却绝对违背心理规律。这一行为已足以说明,这一定是一个心理变态者所为,而且有心理上的预谋。在后来的案件中,他这一手法重复出现,更加说明这么干是他的一种“情结”——在此之前,他在心理上发生了一些事情,早就有了变态地杀害女性来“治疗”自己的心理谋划,而不是盗窃不成后的一时兴起。

  强奸、杀害穿红衣服的、年轻的、漂亮的女性,的确很容易被理解为性变态。但是,这个案子中,以“性变态”作为思考方向却是一个明显的错误。即使我们没有心理分析的相关知识,都应该联想到这一点:红衣服、年轻、漂亮,在心理上代表了一种生命的活力,一种人类美好的东西,而不是或不仅仅是性的暗示。

  让我们去看一下,高承勇在年轻时,发生了什么,从而把他在心理上变成了什么人。

  我不知道高承勇的童年经历了什么特殊事件(这其实相当重要),据他的堂哥讲,他的成长过程很正常,从小到大没有经历什么大的变故,父母关系也正常,就是一家人都有点内向(高承勇的儿子也很内向)。从家庭出身我们可以判断出,他和很多人一样,经历着贫穷带来的自卑。这是自卑型性格的底色。正是这种底色,使他在高中毕业时,心理上出现了转折了。

  高承勇从小学习就很好,这给了他突破自卑背景的智力和心理优势。高中毕业时,他据说考了某校,考上了就是“飞行员”了,但后来没有考上,使他的学历一直显示在“高中”,他也没有就此摆脱那片贫瘠的黄土地。没有考上有两种说法,一种是他成绩差3分,另一种是他卡在了政审上。

  无论怎样,让我们按心理分析的思维,去体验一下那个时候他的心理活动。学习好给了他一种摆脱自卑和贫瘠土地背景的底气,而自卑和贫瘠土地的背景,又给他了考上“飞行员”的迫切渴望。所以,事实上,在那个时候,他和自己,和这个世界,已经单方面地签订了一个心理契约:他要出人头地,一举摆脱那种处境,并由此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价值。这种心态绝对是不自然的,充满了情绪的波动,再“内向”的他,心里也绝对不会平静。对于他来说,考上“飞行员”不仅仅是人生命运上从地狱到天堂的变化,而且是一种心理上的救赎,是把他从生存处境上、心理上拽离黑暗。他在那个时候,对未来充满了希望——好像还挺美好。

  但现实是:他没有考上。

  我们可以想象,这对高承勇是一个在心理上无法正常地承受的打击。他不仅没有了未来,而且,曾经由“学习好”所支撑的价值感和心理优势也全部葬送。他一定感觉到非常丢脸。考大学,由于那些心理背景,对他来说是一场心理上的巨大赌博,赌输了是不可能像别人一样合理化的,更不可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于是,他会认为这个社会违背了他单方面所签订的那个心理契约,残酷地掐死了他的希望。

  于是,他也要掐死别人的希望。一个杀人狂魔,在心理逻辑上,就是从此刻产生。

  从心理上,在那个时候,他会有两个变态。

  一个变化是更加“内向”,并变得阴沉。高考前,可能是他即使不是唯一一次,也是最没有防御心理地向世界亮出自我的时候。但结果是受到残酷的打击。基于心理保护,他会彻底把自我给藏起来,杜绝它向外界吸收阳光雨露,一直在阴暗的心理结构里浸泡,从而导致心理结构的畸变扭曲。破坏性在这里蓄积了巨大的心理能量。这样一来,他强化了强自卑型性格的那种和世界打交道的模式。

  另一个变化是,他在生存上不得不接受作为一个农民或农民工的人生道路时,在心理上,把对世界的恨和报复,当成了一种发泄耻辱、“救赎”自己的人生,确证自己的价值感和力量感的心理出口。但这一点一开始针对的是抽象的世界,并没有明确的对象。我在想,直到他扛着这样一个心理背景,后来可能因为某件事而与穿红衣服的年轻女人联系起来,才把恨和报复聚焦、投射、固着到了年轻女人,尤其是穿红衣服的年轻女人身上。

  他的杀人恶行持续多年。直到他儿子考上大学,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替他克服当初高考时受挫的心理,以及老了杀人感到吃力后,才开始停手。他对他儿子的“感情”并不仅仅是父子的感情,还有一种把希望投寄在儿子身上的心理。

  这样一个恶魔,说他请求捐献器官是良心发现,真是一个拙劣的笑话。

  作者 | 南风窗主笔 石勇